解振华:中国已初步进入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道路******
中新网卡托维兹12月8日电 第二十四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2日至14日在波兰卡托维兹举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在7日由中国新闻社、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主办的“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主题边会上做了首场发言。他表示,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把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重大机遇。中国已经初步进入到一个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道路。
解振华在致辞中表示,讨论“气候变化传播和公众参与”这一主题对于促进各国国内气候行动、推进全球气候治理很有意义。气候变化与每个人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气候传播和公众参与是开展气候变化工作的重要内容。1992年签署的《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六条指出:“保障公众获取有关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信息;公众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和拟订适当的对策”。
解振华指出,气候变化是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一个重大挑战,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政府的职责,也是社会各界的共同责任。政府、企业、媒体、公众、社会团体和国际机构和组织作为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各个利益相关方,需要团结携手,共同应对。
解振华表示,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把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重大机遇。近年来,中国在提升公众意识等方面开展了很多工作。自2013年首届全国低碳日以来,通过举办应对气候变化主题展览,召开低碳论坛、建立低碳产业联盟,播放公益广告、组织低碳院士专家中国行、低碳进校园、进园区和进社区等系列活动,提升了公众的低碳发展意识。近年来,越来越多地方各级政府、企业、社区和媒体通过多种形式扩大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力。如镇江举办的国际低碳大会,深圳举办国际低碳城论坛和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影视大会。
解振华表示,正是由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中国的气候变化工作取得可喜的进展。截止到2017年底,中国碳强度已经下降了46%,提前3年实现了40%-45%的上限目标。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达到13.8%,预计2020年完成15%的目标。森林蓄积量已经增加了21亿立方米,也超额完成了2020年的目标。这些目标的实现,为实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争取提前完成,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解振华在发言中谈到,国际上有一些媒体质疑中国“是否还是发展中国家”,认为中国“应该像发达国家一样实现绝对减排,并给发展中国家更多资金支持”,是因为还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解振华表示,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是8800美元,仅为全球人均GDP80%的水平,在全世界排在70多名,还未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还有3000万至7000万贫困人口。在当前经济不确定性增多的情况下,中国仍面临着严峻的既要发展经济又要消除贫困,还要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创造就业机会等等非常大的挑战。中国要实现NDC(国家自主贡献)的目标,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才能够实现。
解振华表示,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对发达国家的要求是率先大幅度减排,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是实现相对减排。在资金问题上,基于历史责任、当前发展水平能力,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是义务。2015年中美元首就气候变化发布的联合声明更加明确,敦促发达国家出钱,鼓励发展中国家自愿出钱,欢迎其他私营机构出钱。这些都是十分清楚的。
解振华表示,中国政府最近25年采取了很多措施,一是力行节能,累积节能量占全球节能量50%以上;二是优化能源结构,可再生能源的总装机容量达6.5亿千瓦,占全球的2.8%,淘汰关停火电机组1.7亿千瓦,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装机总量的两倍;三是解决交通领域排放问题,中国快速发展地铁、高铁等公共交通,特别是电动汽车的发展,中国电动汽车总拥有量占世界拥有量的50%;四是增加森林碳汇,中国的人工造林面积是世界上最大的。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所有应该采取的措施都已经做了,而且应该说做得非常好,在全球减排总量中占了很大一部分。”解振华表示,中国减排取得的进展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
解振华表示,中国在实现这些减排目标的同时,GDP保持较快速度增长,能耗、物耗、碳强度下降基本超额完成任务,这些数据描绘出来的趋向和轨迹显示出中国已经初步进入到一个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道路。
解振华指出,中国的低碳发展之路任重而道远,气候传播和公众参与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第一,抓住气候变化的大方向。2016年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给气候变化工作造成了负面影响,但是并没有改变整个气候变化的发展趋势。通过宣传引导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到气候变化的事业中业来,把低碳发展的理念贯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二,拓展公众参与的机制设计。提升公众对于气候变化工作的知情权,及时向社会公布气候变化的工作的最新进展,拓展公众参与的形式,推动决策过程的信息公开,对于涉及环境和气候变化和立法、政策制定等工作通过征求公众意见,使国家决策充分反映公众设想。
第三,将意识转换为实际行动。知易行难,我们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建立低碳社会,通过市场和行政相结合的方式,加强总量和强度双重控制,减少对于自然资源的过度攫取,倡导低碳消费。
第四,加强国际合作。加强与其它国家和组织在气候传播和公众参与领域的合作,通过学术交流、项目合作等形式,构建国际化的气候传播网络,吸收国际先进的传播理念,创新公众参与的形式。
解振华表示,在刚刚结束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中国、法国、联合国共同举行了有关活动与重申落实《巴黎协定》的坚定承诺,发出共同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力信号。
解振华表示,众人拾柴火焰高,面临着新的形势、新的挑战,更需要加强气候传播工作,推动国内外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到气候变化工作中来,不断稳固和扩大朋友圈,为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做出更大贡献。(完)
数字经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与路径******
作者:李卫东(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镜宇(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数字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范围和影响,推动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不断促进公平和效率更加统一。因此,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现代化,必须紧紧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必须坚持数字化创新引领发展,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新时代新征程背景下,更要深刻把握数字经济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和作用路径,全力推进“五个现代化”的有机统一。
以数据资源新禀赋重铸人口规模新红利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提出的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在改革开放的40多年里,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投入,推动制造业快速发展,带动国民经济的繁荣增长。但随着发展的变化,这些人口红利正逐渐改变。新时期,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如何重焕生机?数据新要素的出现为此提供了可能。数据要素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特性,体现为数据量越大,场景越丰富,数据使用价值就越高。而数据主要来源于人类活动。因此,占有全球18%人口的中国无疑具有世界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数据资源优势,人口迎来了数字时代的新红利。数字经济助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主要路径在于改善人口结构和提高人口素质。
在人口结构方面,数字技术的虚拟、开放、共享等特征有助于打破城乡之间的时空壁垒、信息壁垒、市场壁垒,促进要素资源在城乡之间更为自由地流动,为城镇化进程营造更好的环境条件。此外,数字经济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增长点,其巨大的创造效应催生了更多城市就业岗位,例如外卖员、滴滴司机、物流配送人员等,增加农村居民的转移意愿和就业供给。在人口素质方面,无论是数字核心产业本身,还是数字技术创新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都对劳动力技能水平有更高的要求,其产生的“优胜劣汰”效应将倒逼全社会人力资本水平整体提升。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素质的提高都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以数字技术新优势增加共同富裕新机遇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扎根于社会主义本质提出的最能反映社会主义国家特色的现代化。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点是致富机会要相对均等。数字经济能够助力共同富裕的逻辑基点在于数字技术本质上是一种普惠性技术,这与社会主义本质紧密相关。数字经济依托其“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技术特征,在经济社会活动中形成了广泛的正外部性,有助于改善传统工业经济下低收入群体难以获得技术支持的劣势地位,增加低收入群体的致富机会。
于后富群体而言,首先,致富机会不均等往往受教育程度影响,后者则导致了个人知识学习和能力提升的机会不均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相结合衍生的新型教育资源和远程授课等新型教育方式,大幅改善了知识获取的公平性,促进了“教育致富”。自2010年以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以及国内外高校已经陆续提供线上免费公开课程。其次,基于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的数字普惠金融构建了以信用取缔抵押的新金融体系,有效缓解了投融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广大中低收入群体和中小企业的获得借贷资金的机会,推动了“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促进了“创业致富”。再者,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各类社交网络平台空前发达,促进了“才华致富”。于先富群体而言,数字技术还有利于强化经济活动的时空关联性、产业关联性和主体关联性,能增强先富群体对后富群体的带动作用。对政府部门而言,数字技术应用于政府治理,有利于全方位地提高政府服务和监管的精细化和智能化,增强政府决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健全完善政府在共同富裕中的体制保障作用。
以数字经济新形态提升中华文明新高度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着力于解决中国主要矛盾的最能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数字经济凭借其高效性和创新性的双重特征,能够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同发展。物质文明方面,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其蕴含的信息价值优化了传统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进一步释放了劳动生产力,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加快了物质产出和物质财富的创造速度。就GDP增速而言,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2%,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3.4个百分点。精神文明方面,数字经济则有助于推动文化繁荣和基本公共服务改善。在文化领域,数字技术为系统化地记录、保存、继承广大民间文学和民间文艺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中华文化的传播、普及、弘扬提供了更有力的方式。基于数字孪生、VR、AR等技术的数字文旅产业以其资源无限和时空无界的新特性,不仅解决了传统文旅的供需不均衡问题,更是带来了全新的沉浸式旅客体验,刺激了更多人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兴趣,满足了人们对文化高质量发展的精神需求。在社会服务领域,以各类公共服务平台为主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进一步提高了教育、医疗、卫生、交通等公共资源的供需匹配效率,促进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精准化和智能化,提高了民生保障水平和居民幸福度。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匹配上,数字经济所具有的长尾效应特性使得广大消费者的个性化、差异化、多元化需求在最大化程度上得以满足,延展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空间,提高了人们生活内容的多样性。
以数字命运共同体共创人类发展新道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基于新时代背景的最能体现全人类发展诉求的两个现代化。环境保护及和平发展是全球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数字经济的先天优势更有利于打造绿色经济和共享经济。一方面,数字技术应用于能源生产和环境监测,能显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环境监测效率,加强碳排放和环境污染的协同治理,从治理路径上缓解环境问题。更重要的是,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核心技术应用于新能源技术研发与应用,能大幅压缩研发成本和市场化进程,助力能源结构加速变革,从治理根源上解决环境问题。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背景下,国际贸易模式正在重塑,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数字技术通过简化交易流程和透明交易信息,大幅减少了国际贸易的交易周期和交易成本,推进跨境数字服务贸易的蓬勃发展,深化了各国在经济领域的分工和合作。更为深刻和长远的影响在于,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促进了世界各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距离日益缩短、关系日益亲近、文化日益交融,有助于增进交流与合作、减少对立和冲突,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