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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仲音：三年抗疫，中国答卷经得起历史检验******

　　三年抗疫，中国答卷经得起历史检验

　　仲音

　　今年春节期间，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6.8%；全国出入境人员超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20.5%；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2%，与2019年春节假期相比年均增长12.4%……今年春节是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后的第一个春节，1月30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全国整体疫情已进入低流行水平。一个个火热的数据，生动注解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有力印证了我国优化疫情防控措施的正确性。

　　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是中国制定疫情防控政策的首要考量，也是衡量疫情防控成效的重要标准。回顾三年抗疫，从突发疫情应急围堵，到常态化疫情防控探索、全方位综合防控；从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到大上海保卫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因时因势不断优化调整防控措施，先后印发十版防控方案和十版诊疗方案，随着条件的逐步具备相继出台二十条优化措施，推出新十条优化措施，将新冠病毒感染从“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牢牢掌握了抗疫的战略主动权。三年来，我们经受住了全球五波疫情流行冲击，有效处置了百余起聚集性疫情，成功避免了致病力较强的原始株、德尔塔变异株的广泛流行，有力守护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确定的疫情防控方针政策是正确的、科学的、有效的。

　　防疫关乎生命，发展关乎生计。如何统筹处理好二者关系，考验智慧与治理水平。三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走出了一条精准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之道。数据是最客观的说明：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2%，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4%，超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期；2022年，我国经济总量突破121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3%，快于多数主要经济体。三年来，我国经济保持4.5%左右的年均增长，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保持领先。近期，多个国际组织纷纷表示看好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认为中国有望成为拉动2023年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可以说，我国抗疫和发展的成绩完全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新冠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三年来，中国尽己所能助力各国抗击疫情，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风雨同舟的中国行动：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供应超过22亿剂新冠疫苗，向153个国家和15个国际组织提供数千亿件抗疫物资，向34个国家派出抗疫医疗专家组。在全球抗疫最吃劲的阶段，中国成为全球抗疫物资供应的大后方，为世界各国抗击疫情提供了坚实保障。这是共克时艰的中国贡献：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广交会等“四大展会”年年举办，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持续增加，出口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4年居全球首位，21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海南自贸港扬帆起航。三年来，中国坚持“团结抗疫和复苏经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在同国际社会团结抗疫的同时，以自身开放合作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

　　坚持就是胜利，团结就是胜利。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我们战胜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最大程度守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了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穿越疫情的阴霾，今日中国正在释放出发展的巨大活力、前行的强大能量。三年同心抗疫，中国这份非凡的抗疫答卷，成绩殊为不易，世人有目共睹，历史必将铭记！

东西问｜牟岱：“查海巨龙”何以是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的精神标识？******

　　中新社沈阳12月21日电题：“查海巨龙”何以是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的精神标识？

　　——专访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牟岱

　　作者孟令卓

　　20世纪80年代，辽宁省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查海村出土的石堆“查海龙”等文物轰动国内外考古学界，奠定了北方辽河流域溯源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基石。中华民族龙图腾的精神标识与“查海文化”有何历史渊源？尘封近半个世纪的“查海遗址”为何亟待启动？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牟岱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怎样理解“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为佐证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提供可能？

　　牟岱：1986年开始发掘的“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聚落遗址，遗址面积3万多平方米，其中主遗址现存面积12500余平方米。除此，“查海遗址”类型文化还包括“他尺西沟遗址”“程家梁遗址”和“贾家沟遗址”等多处文化遗址，构成了独立的类型文化。考古发现表明，遗址出土的“中华第一龙”“世界第一玉”、石雕神人面像等遗物，展示了特征鲜明的民族文化内涵和文明水准。

贾家沟遗址地表陶片。受访者供图

　　近几年来，国内很多地方发现了距今万年至八千年左右的古人类文化遗址，但大都晚于“查海遗址”而发现，且历史影响和文化影响远不及“查海遗址”，无法替代“查海遗址”目前在全国乃至东北亚地区独一无二的万年文化史地位。到目前为止，“查海遗址”是辽宁省和国内考古发现年代最悠久、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并且具有明显的中华民族文化符号标志(龙符号和玉文化)。考古证明，距今约10000-7000年历史的“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为佐证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提供了可能。

程家梁遗址处散落碎陶片。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我们说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您如何看待“查海遗址”出土的巨龙是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的精神标识？

　　牟岱：龙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象征，它的起源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形成和古代文明的孕育发展紧密相关。目前，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辽河流域等地都发现了中华民族史前龙崇拜的遗迹或遗物，已经发掘了一些具有中华民族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标志性象征的各种大型巨龙。这些巨龙主要用于华夏古代先民宗教崇拜和祭祀等，其中包括辽宁省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查海村的“查海遗址”(大体相当于兴隆洼文化时期距今10000-7000年，但不同于兴隆洼文化)发掘出用石块堆成的“查海龙”，查海石堆龙全长19.7米，龙身宽1.8-2米，头部宽5米；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龙虎贝壳摆塑龙(仰韶文化时期距今6500-6000年)，贝壳龙长1.78米，高0.67米；湖北省黄梅县白湖乡张城村的“焦墩遗址”(距今6000-5000年)发掘的鹅卵石摆塑“焦墩龙”，鹅卵石摆塑龙全长7米，躯干长4.46米，高2.26米。

　　其中，辽宁阜新的查海石堆塑龙是中国辽河流域文明中出现的巨龙，可称为辽河第一龙；河南省濮阳的贝壳摆塑龙是黄河流域发掘的巨龙，堪称黄河第一龙；湖北省黄梅县的焦墩鹅卵石摆塑龙是长江流域发掘的巨龙，被誉为长江第一龙。在这些已知的巨龙形象中，尤以辽河流域的“查海遗址”发现的“查海龙”形象年代最早、体型最大，距今约10000到7000年。

　　所以，“查海龙”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巨龙形象，被誉为“中华第一龙”。“查海遗址”类型文化地区也是目前中国考古发掘能够佐证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龙文化的最早发源地。因此，“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是目前中国最具有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的历史文化。

　　“查海遗址”类型文化除发现“查海龙”外，还发现两块陶器上浮雕带有鳞片的龙，这比先前发现红山文化(6000年左右)的玉猪龙还早近2000-3000年，是更原始龙的雏形，堪称“华夏第一龙”。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查海龙”证明龙崇拜起源于母系时代，到了父系时代，龙的功能经历了从农业氏族社会的保护神到部落联盟的保护神的转化过程。为此，他为辽宁“查海遗址”文化题词：“玉龙故乡，文明发端”。也表明中华民族以龙为独特民族信仰的历史至少具有约10000到7000年。

阜新查海遗址。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在辽河流域溯源中华文明中，我们常听到红山文化，“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怎样充分实证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其与“红山文化”的渊源体现在哪里？

　　牟岱：以往，通常的说法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浙江杭州“良渚遗址”印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时期)的发现，将中华文明提前了1000年；而“查海遗址”的发现，则把中华文明的探源在红山文化基础上又提前了2000-3000年。在内容上“查海遗址”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点，尤其是从“查海遗址”中发现最能代表中华文明民族特点的龙(石堆龙和龙纹陶片)、玉器、村落、最早的基础文字(陶器上“之”字纹)、以龙为首的原始宗教等。这些为研究中华民族史前文明和文化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研究是属于中华文明万年至七千年历史的根脉研究。早在1985年，苏秉琦先生就认为，“查海遗址”出土遗物证明“查海遗址”文化应当是红山文化主源之一和前身。

　　中新社记者：“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亟待发掘和深入研究的意义何在？

　　牟岱：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这为文化强国建设提出了新任务。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

　　“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是距今约有10000-7000年历史、亟需不断深化研究的中华文明源头文化之一。发掘研究开发“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有利于探究生生不息的文明“根脉”；有利于从中国北方地区填补中华文明五千年传承根源研究工作的空白；有助于实证中华万年文化史；更有助于夯实研究文化自信建设工作的基础。启动“查海遗址”类型文化发掘研究工作，并将其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部分，这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意义重大，对守护精神家园、讲好中国故事等都有深远影响。

　　中新社记者：您对重启“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研究有哪些建议？

　　牟岱：其一，建议国家有关部门重启“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的发掘工作，可以结合辽宁地区的中华文明资源实际，设立“查海遗址”类型文化考古专项。

　　其二，建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家园基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有利于增强全球华夏子孙的民族自豪感。以“查海遗址”这样具有“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的类似遗址文化为基础，建立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精神家园基地和博物馆，打造全球华人寄托民族信仰、民族情怀的考古文化名胜，供全世界华人归乡省祖，形成全球化的民族精神信仰共识和民族凝聚力。

　　其三，加强对“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的宣传，增强文化自信的文明历史要素。

　　建议对“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中的“中华第一龙”“中华第一村”“世界第一玉”等能够充分说明中华文明万年文化起源的实物证据进行大力宣传，讲清楚类似“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的中华文明灿烂成就，及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其四，加大对现存“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群的保护和投入。

　　从保护中华文明和民族文化安全的高度，重视现已发现和发掘的“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群各个遗址的保护，打破文物保护级别的限制；从展示和宣传民族悠久历史文明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投入更多维护成本和资源，保存好现有遗址。此外，制定包括前红山和红山文化在内的考古发掘和保护计划，将其置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总体指导下，进行科学发掘和研究。(完)

　　受访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