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诗的民族。
《公羊传》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这里的“饥者”和“劳者”,其实已经涵盖了中华历史上的各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歌声,与此同时,用汉语吟诵、汉文书写的古典诗词则具有更为广泛的包容力和感染力,让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都以它为媒介,歌唱生活,抒发情感,也熔铸出中华民族共享的审美情趣和共同的精神气质。
古典诗词作为中国灿烂文化中的一颗明珠,本身就映照出中华民族和衷共济的历史进程,情感交融的精神光辉。
四川省绵阳市,小朋友参加诗词诵读比赛。唐平瀛 摄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创造
中国古人按地理方位,把人群分成了诸夏、“东夷”、“西戎”、“北狄”和“南蛮”。《诗经》中已包含了不同人群的心声。《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有商的王族,不正是“东夷”人吗?中国的东北民族普遍有飞鸟崇拜,有鸟卵生子的起源传说,而这一独特的区域文化最早的文献证据,正是《诗经·玄鸟》。
《诗经·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长长的柳条自此开始有了离愁与相思的意象。《采薇》吟咏的是周人和“西戎”猃狁之间的战争,不过周人的先民原本也是起自“西戎”。在运城市垣曲县北白鹅村东的一处周代世袭贵族召氏家族墓地中,一件侈口双耳虎纹铜罐引人瞩目。这样器形与纹饰的铜罐在中原找不到源头,却广泛存在于当时西北地区的游牧人群中,这再次提示人们西周与西戎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周人的先民曾在农耕和游牧间反复徘徊,最终才走上中原化的道路,直至成为奠定中华民族基础的“三代”之一,开创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礼乐文明。而这个从西向东,由“戎”入“夏”的过程,早已记载在《诗经》的动人篇什里。
包括西戎义渠“豪车”、秦公大墓铭文镈钟在内的128组300多件文物珍品亮相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揭开了秦文化与西戎文化的神秘面纱。田进 摄在中华民族的古典诗词宝库中,还有两篇著名的翻译诗篇,一首是反映北方民族苍劲风骨的《敕勒歌》,还有一首是反映百越人民似水柔情的《越人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公元546年,东魏在玉璧之战中败北。在阴郁的气氛中,出身敕勒族的大将斛律金唱起了这首《敕勒歌》,雄浑苍凉的歌声打动了所有人,大家都是敕勒川的儿女,怎么能甘心客死他乡呢?就这样,军心再一次被鼓舞起来,这支军队得救了。当时斛律金唱歌的时候,用的是什么语言呢?有人认为是敕勒语,有人认为是鲜卑语,但无论如何不可能是汉语。后来,有人把它翻译成汉语,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精彩绝伦的《敕勒歌》。能征善战的敕勒人早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风烟中,可是只要《敕勒歌》还在,敕勒人就永远不朽。
敕勒川国家草原自然公园景色。王正 摄《越人歌》的故事更早,也更传奇。春秋时期,楚国的公子子皙受封为鄂君。当时,鄂地还是越人的天下。一天夜晚,子皙泛舟中流,为他撑船的越人即兴唱起:“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是多么动人的情感。子皙当即就按照楚人的礼节,双手扶了扶越人的双肩,又郑重地把一幅绣满美丽花纹的绸缎被面披在他身上。楚国原本就属于“南蛮”,越人更是被称为“鴃(jué)舌鸟语”之人,这首情歌当时就是用越语唱出的,汉代刘向编纂的小说集《说苑》中,还记载着这首诗的越语音调。子皙听到的已经是楚语的翻译,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则是经过了更复杂的翻译和加工。当年的越语和楚语早已不再使用,但这首沟通了楚越之心的诗篇却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的经典之作,打动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独舞《越人歌》。张畅 摄在古典诗词的创作队伍里,一直不乏周边少数民族的身影。以唐代诗人为例,很多学者认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出自龟兹王族,元稹则是鲜卑皇室的后裔,刘禹锡则有匈奴人的血统……这些闪光的名字一次次证明,古典诗词并非仅仅属于汉族,而是一直由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不同的生活场景,共同的民族精神
古典诗词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也反映着中华各民族不同的生存状态。说到北方的游牧生活,我们经常会想起高适的《营州歌》;谈起唐代巴人的风情,也立刻会想到刘禹锡的《竹枝词》。刘禹锡是北方匈奴人的后裔,但他却那么细腻地刻画着唐代西南儿女的生活,还借助巴渝地区民歌的曲调与格调,创作出富有浓厚民歌气息的新诗体——竹枝词。“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诗中吟唱的何止是天气,不也是那来自于一切有情儿女,又包容着一切有情儿女的心情吗?从北方的长城到南方的五岭、从西域的骆驼队到东海的捕鱼船,中华各民族不同的生活场景都出现在古典诗词之中,让我们知道中国之大、中国之美。
“梦游巴渝十二景”光影互动艺术空间吸引游客感受巴渝的优美景致。周毅 摄不同区域、民族的生活场景是不同的,但中华民族的民族情感和精神却又息息相通。中华民族是眷恋家乡、热爱祖国的民族,无论是哪个民族的诗人,都以诗为媒,抒发桑梓情深和家国情怀。在中原诗人笔下,北方草原往往是衰草连天、黄云蔽日,不免带有萧瑟之感。但元代回回诗人萨都剌的《上京即事五首》却让我们看到了截然不同的情感基调。“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为什么诗人觉得野草那么清香,奶酪那么甘甜,毡帐那么温暖?因为这就是草原儿女的家乡。只要是从小生长的家乡,就会引起诗人由衷的眷恋,这种“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的感情,就是中华民族共有的桑梓之情。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牧民拍摄草原舞蹈短视频。刘文华 摄再说家国情怀。十二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了北方的金和南方的南宋两个政权。南宋爱国将领岳飞的《满江红》:“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还我河山的热望,至死都萦绕在岳飞的心底。但就在岳飞死后不到二十年,金朝皇帝完颜亮大举南征,试图统一中国。当时,他还写下了一首《题临安山水》:“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这意味着这位出身女真族的皇帝,也把统一中国作为自己的最高梦想。表面上看,这一词一诗情调各异,岳飞和完颜亮也互为仇雠,但这两个人其实又分享着一个共识,中国不该分开,南北必须统一。这不就是中华儿女自古及今的家国情怀吗?东南西北不同的生活场景、生活方式,都不能阻挡人们逐渐形成共同的民族精神。
粤剧孵化剧目《精忠魂》在广州江南大戏院上演。许建梅 摄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
古典诗词在中国有着最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拥有最广泛的题材,最丰富的情感和最具民族特色的审美。它记述时令、赞美英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我们从小就熟悉这种整齐而铿锵的韵律,因熟悉而热爱,因热爱而传承。我们背诵着同样的诗歌长大,也用同样的诗句抒发着对人生的感慨,这就是中国人代代传承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国人相互识别的文化密码。
演员吟诵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杨华峰 摄历史上中国人用诗歌歌唱生活、抒发情感,也用诗歌来浸润人心、教育后代,最终活成了一个诗意的民族。纵观全世界诗歌发展的历史,西洋多长篇大论的战争史诗,比如《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反映了特洛伊战争中英雄变动不居的命运;而中国多短小精悍的抒情诗,如李白的《静夜思》,抒发的恰恰是在永恒的月光下,一个普通人的思乡之情。我们当然无意比较两种文化传统的长短,但战争总会过去,情感却永远流淌在人们心中,让所有吟唱者的心越来越温暖,也越来越团结,最终成为像石榴籽一样牢牢凝聚在一起的中华民族。
西安大唐不夜城“唐食坊”售卖的唐诗糕点,外形的诗句文字雕刻精致,具有浓郁的古典文化气质。彭华 摄1682年康熙皇帝因为云南平定,出关东巡,祭告奉天祖陵,著名词人纳兰性德以侍卫的身份随行。出山海关,风雪凄迷,纳兰性德思念京师、思念家人,写下了一首著名的《长相思》:“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这里的故园,指的是国都北京,但有趣的是,纳兰性德出身于满洲叶赫那拉氏,他的故乡本来就在榆关(山海关)以外,而这个时候,距离满洲民族大举入关,也只不过才过去了不到四十年。四十年的时间已经足够让诗人习惯北京,习惯中原,甚至“反认他乡是故乡”。事实上,纳兰性德的这一认知并没有错,因为无论从东西南北哪一个方向走来,我们都有着同一个故乡——中国。(完)
作者简介: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隋唐五代史及中国古代女性史。
中新社70年丨58年前,中新社专访了李四光……******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 在八月中旬的一天,在中新社香港分社的一个房间里,从沉寂了几十年的新闻稿件里,我分明闻到了历史的味道。 那是一捆捆用牛皮纸、塑料绳打包好的《中国新闻》电讯稿刊,牛皮纸上有毛笔或钢笔书写的“中国新闻,19XX年X月——X月”字样,它们刚被同事们从仓库里搬出来,解开绳子,从泛黄的书页中散溢出的陈年的味道,即使是戴着口罩也闻得到。 尘封的稿件 “是为了庆祝中新社成立70周年要整理资料吗?”我首先想到的答案被中新社香港分社技术部主任唐建生老师否定了。 他告诉我,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办公厅日前致函中新社总社称,《李四光年谱》中提到,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著名科学家李四光在1964年为中国新闻社撰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科学事业的专论。 但中国科协没有保存资料,希望中新社协助,而中新社总社现有的资料中,也没有发现这篇文章。 于是,寻找尘封58年新闻稿件的任务,落在了中新社香港分社身上。 中新社香港分社是中新社在境外建立的规模最大的分社,也是中新社在境外建立的第一个分社,始建于1954年6月,后成立“《中国新闻》代销处”,出版发行港版的《中国新闻》,刊印中新社电讯通稿,代销中新社电讯通稿、图片、专稿。 在中新社香港分社供职38年的市场部副经理吴育生老师是地地道道的港人,1984年入职时在发行部,参与印刷、装订、发行工作,对《中国新闻》电讯稿刊的过往再熟悉不过,寻找专访李四光稿件的任务自然而然就由他担纲了。 ▲唐建生(左)、吴育生(右)在成堆的稿刊中寻找58年前的稿件但关于这篇稿件的信息是模糊而有限的,只知道年份,只知道关键词是“李四光”。好在《中国新闻》电讯稿刊封存时候标注有年份,吴育生老师找出1964年的所有稿刊,循目录和标题逐页寻找。 因为保存得当,即使时光久远,这些“故纸堆”没有遭受蠹虫的啃噬,没有遭受潮湿的侵蚀,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稿刊用纸薄如蝉翼也完整无缺,铅字排版的印刷也清晰如昨。 回溯历史 翻开一本本电讯稿刊,仿佛进入时空隧道,那些已成为历史的新闻跃然纸上,令人感慨。 逐页翻至1964年9月16日时,目录中出现的标题《李四光谈青年科学技术队伍的成长》,让吴育生老师眼前一亮。这篇消息的导语是这样的: 中国新闻社北京15日消息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著名科学家李四光最近对本社记者说,新中国成立十五年来,科学技术队伍迅速壮大,仅中国科学院系统的科学研究人员,就比解放前增加一百倍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是解放后培养出来的年轻人。 文中还提到,李四光说,旧中国给许多人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似乎中国人不出国留学,就不能成为像样的科学家。 当然,我们必须认真地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但更重要的是自力更生地培养科学技术人才。 消息的结尾写道:李四光最后说,青年科学技术队伍的迅速成长,是国家自力更生发展科学事业的一个重要成就。他作为一个老科学工作者,看到科学事业有了优秀的接班人,感到无限欣慰。他深信中国的科学事业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在新老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将会更迅速的发展。 1500字的长消息,对于以“中新风格”享誉新闻界的中新社报道来说,实属罕见。后经上报总社并和中国科协确认,这条中新社消息就是《李四光年谱》中提到的文章。 稿件找到了,而我对于这些“故纸堆”的兴趣却更浓了,我开始从中寻觅、了解中新社的历史。 ▲最早一期的《中国新闻》电讯稿刊发行于1954年2月13日。遗憾的是现存稿刊是在1954年2月14日发行的第二期。稿刊为竖排,标注着“中国新闻社编印”,登记证为: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登记证新字第十五号,定价每份人民币一千元(折合现行人民币一角)、港币两角。注册地址则有两处:广州市惠福西路毕公巷十二号,广州市邮箱三零七号;北京市王大人胡同六十七号,北京市邮箱五十四号。▲在收录着《李四光谈青年科学技术队伍的成长》一文的1964年9月16日那期,是第3823期,稿刊信息唯一的变化在于定价,调整为每份人民币2角5分、港币6角。▲1991年9月2日的第91208号稿刊为竖排,发行方为“中新社香港分社”,注册地址为:香港轩尼诗道三四二号九楼,定价已不再显示。▲1997年7月1日发行的第97129号《中国新闻》稿刊,为激光照排,依然是繁体字,但变为横排。据吴育生老师介绍,他1984年入职时,还是总社把手抄的电讯稿传真过来,香港分社据此打字排版再印刷出来,因为主要是发给海外报章和海外华侨去看的,所以一直用繁体字。 他也会按照之前老同事按月整理装订的方法去做好资料留存。 中新社前辈们用他们的辛勤笔耕为新中国留下历史的初稿,而在目前翻阅的有限稿刊中发现,1964年10月前的所有稿件,都没有留下记者的名字。但正是这些前辈,为成立初期的中新社描绘出“中新风格”的底色。 于2000年11月入职中新社的我,看到的《中国新闻》稿刊,已经是总社发行的简体字十六开活页本,登记证号为中国第一刊号:CN11—0001。 后来,活页稿刊被图文并茂的彩印《中国新闻》报所取代,在每年的全国两会上,清新活泼的《中国新闻》报无论是在代表委员驻地,还是在人民大会堂、梅地亚新闻中心,都是一纸风行、广受欢迎。 弹指一挥间,2022年10月,中新社将迎来七十华诞,筚路蓝缕砥砺前行的中新社,把所有的荣光都沉淀在“中新社电”的字里行间,为历史留存真实、生动、多元的初稿,而作为一名中新社记者,与有荣焉,不敢懈怠。 作者:索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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