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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支持伊拉克打击恐怖主义******

　　中新社联合国2月2日电 联合国安理会2日举行伊拉克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戴兵在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支持伊拉克打击恐怖主义，肃清“伊斯兰国”等恐怖极端势力，防止其回流蔓延，巩固来之不易的反恐成果。

　　当天，联合国秘书长伊拉克问题特别代表亨尼斯-普拉斯哈特作通报。她表示，约三个月前，伊拉克国民议会选举产生新一任总统并确认新一届政府构成，结束了长达一年多的紧张局势、政治不和与权力较量。她敦促伊拉克政界把握机遇期，处理好腐败、安全、社会发展、公共服务等问题，让这个国家彻底摆脱不稳定与脆弱的循环。

　　戴兵发言说，当前，伊拉克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恐怖残余势力仍在不断发动不对称袭击，造成包括平民在内的人员伤亡。联合国收集“伊斯兰国”在伊罪证调查组要尽快向伊拉克移交所收集证据，助力伊拉克根据本国法律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中方欢迎伊拉克持续推进叙利亚霍尔营地内伊拉克公民的遣返和安置工作，敦促有关国家像伊拉克一样负起责任，尽快推进在伊外国恐怖作战分子及其家属的甄别和遣返。

　　戴兵表示，根据秘书长报告，战争遗留爆炸物和简易爆炸装置持续造成伊拉克平民伤亡，是伊拉克儿童伤亡的主要原因。这些爆炸物很多都是二十年前战争留下来的，当年发动战争的国家应该主动站出来，在帮助伊拉克扫雷、援助受害者等方面拿出实际行动。

　　戴兵说，伊拉克的和平离不开稳定的地区环境。中方多次强调，伊拉克不是地缘争夺的博弈场。中方支持伊拉克同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共同应对跨境挑战。中方呼吁有关各方尊重伊拉克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通过同伊拉克政府开展合作的方式解决自身安全关切。

　　戴兵说，过去几十年，伊拉克饱受战争冲击，人民历尽苦难。国际社会应当积极帮助伊拉克重建基础设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增进民生福祉。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联伊援助团)等联合国在伊机构要把资源和精力更多投向伊拉克人民最需要的优先领域，按照授权和彼此分工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国家工作队的作用。今年是联伊援助团成立20周年，有必要以此为契机，在征求伊拉克意见基础上，对联伊援助团工作和绩效进行系统总结和评估，并就特派团中长期前景进行认真研究。

　　戴兵说，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伊拉克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将继续支持伊方开展经济重建，帮助伊方恢复工业、改善民生、实现可持续发展。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伊拉克长治久安、为地区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完)

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如何平衡包容？中外专家把脉建言******

　　中新网北京12月4日电(记者 孙自法)作为有望引领人类未来变革的一项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AI)近年来在快速发展并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带来安全、隐私、公平等系列问题和挑战，人工智能治理概念应运而生，备受关注。

　　由清华大学主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的2021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12月4日在北京开幕，中国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致辞时形象表示，“我们现在正站在智能化社会的门槛上，人工智能这条大船正载着我们向智能化世界驶去，而治理正是随时校正大船航向，确保大船行稳致远”。

　　在随后举行的“如何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主论坛上，中外专家学者线上线下对话，把脉人工智能发展，聚焦治理体系构建。

　　中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提出，人工智能治理直面数据、算法、算力、场景等四大要素挑战，价值导向上要坚持人工智能技术安全可控的底线思维、维护个人权益尊严与平等的人本思维、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思维和人工智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思维，遵循“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隐私、安全可控、共同责任、开放协作、敏捷治理”的治理原则，着重从“包容、共享、审慎、负责”价值原则来平衡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发展和安全需求，形成人工智能治理机制的价值共识，推动实现全球协同治理。

　　关于“审慎”价值原则，薛澜强调，要对人工智能治理给出明确的安全底线，既不能放任不管，任其野蛮生长，也不能出现“一管就死”，避免矫枉过正。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表示，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性技术，人工智能治理旨在促进具有人类价值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以造福人类和地球，因此，人工智能治理应遵循人工智能发展规律，具有开放的多利益相关者共治的结构，应综合运用技术、规则、教育等多种工具，并有效植入到人工智能应用平台之中。他还特别强调，不仅要发展人工智能各式各样的应用技术，还要发展一批保护隐私和公平、加强监管的人工智能治理支撑技术。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策与方案支助局局长徐浩良指出，人工智能不是万能灵药，它的好坏取决于使用人工智能的人及数据基础、治理标准。“我们需要全面地看待人工智能，需要跨越国界、跨行业和跨代际的合作，来制定必要的治理框架”。他说，国际机构和国家间的合作至关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通过有关人工智能伦理的提案，得到许多成员国的支持，这是积极的一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做好准备，为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构建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提供支持，让人工智能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新的、21世纪国际合作方式来治理人工智能？”卡内基理事会资深研究员、人工智能与平等倡议联席主任温德尔·瓦拉赫认为，首先是以数字和生物革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在重新定义人类的意义，并且重塑世界和未来前景；二是技术速度远远快于道德和法律监督到位的速度，新的人工智能部署的绝对普遍性和速度，颠覆了行业政府、传统机构以及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技术结构；三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存在基本控制问题，作为关键系统组建部署时会构成潜在危险。

　　他说，建立一个合作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制，应该是敏捷的、适应性的、预见性的、响应性的、包容性的，“但是我们应该很清楚，如果没有中国和美国的参与，所有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方案都只能是幻想。如果不大力转向国际合作，我们将无法成功度过未来几十年”。

　　“今天社会不仅仅是外卖小哥被困在算法里，我们每个人都被困在各式各样的算法里。”清华大学智库中心主任、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苏竣认为，人类即将从工业社会迈向以科技进步和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智能社会，人工智能技术在颠覆性地重组人类社会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的法律隐私、道德伦理、公共治理带来诸多严峻挑战。

　　他说，技术是中性的，算法是无辜的，在这场人工智能掀起的人类社会巨变中，需要科学的方法研究和应对科技发展带来的种种风险、问题和挑战。“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探索智能社会治理的中国道路”的倡议自2019年发起以来，经过两年多努力，已在全国有序展开，实现智能技术治理与智能社会治理齐头并举，将为构建有人文温度的智能社会作贡献。

　　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总裁罗欣顿·麦德拉指出，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数据领域，要有全球所有国家都接受的数据伦理方面的标准，包括如何搜集数据、收集谁的数据、如何储存数据、如何整合数据、如何分析数据、如何加密、如何保证数据安全、如何使用数据等，“在全球层面共同创建普遍性的标准，它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治理挑战”。针对现在越来越多的全球价值链当中，因为机器的替代，很多工作机会被失去的问题，他建议由来自不同社会、不同文化或宗教背景的哲学家组建一个全球性委员会，来思考应对和解决之策。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表示，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也肩负着参与国际治理规则制定的职责。因此，如何助力全球社会共同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需要进行系统思考，开展国际对话。(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