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丰厚滋养******
作者:陈祥健(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福建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陈荣文(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服务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渊源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也一定会在社会治理观中得以体现,并通过成文或不成文的规范形式予以表达,用以规范秩序,成风化俗,引领风尚。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法治观念、法治原则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启迪。比如,“法”须“道”统的“道”“法”关系论,为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这一首要原则,明确全面依法治国的正确方向提供了有益启迪;“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价值取向提供了历史借鉴;“观俗立法”的法治经验,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明确法治道路应当建立在自己的国情基础上提供了历史智慧;“经国序民,正其制度”的治国方略,为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启示;“法与时转”“治与世宜”的社会治理观,为健全和完善适应实践发展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供了理念启迪;“法立,有犯而必施”和“难于法之必行”的治理经验,为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提供了历史依据;“得其法”与“得其人”并重,“人法兼资,而天下之治成”的法治实施思想,为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积蓄全面依法治国重要力量提供了思想基础;“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等正反两方面的强调,为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贡献了治理智慧;“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的治吏思想,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找到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提供了法律文化渊源。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许多思想精华,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理论支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古以来,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对我们先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法制思想、深厚的法律文化,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数典忘祖,而应该挖掘和传承其中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高度重视、积极倡导,而且为我们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树立了光辉典范。在指导推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引用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经典名句来揭示法治建设的历史底蕴、民族特色和文化血脉。比如,他用“法者,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来宣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国策;用“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来阐释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的重要意义;用“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来揭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反映人民意志、体现人民利益的法治理念的重要性;用“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来强调法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法律的实施,在于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进法律正确实施,把“纸上的法律”变为“行动中的法律”,等等。这些精彩用典,生动诠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之间的渊源关系,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鲜活的当代价值。习近平法治思想就是在融通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党领导人民进行法治探索成功实践、人类法治文明的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形成的,成为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建设,司法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社会公平正义保障更为坚实,法治中国建设开创新局面,充分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丰润和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丰厚滋养
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法治领域的重要理论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为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融通结合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定法律文化自信,赓续法律文化精神血脉,弘扬法律文化民族品格,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结合新时代伟大变革、伟大实践、历史使命和时代要求,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提供有益历史经验和法治智慧启迪。
加强基础性整理工作,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起源、发展、流变、实践,对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法律思想、法律理念兼收并蓄,理顺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脉络,提炼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一脉相承的内在精神,整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丰富表达,凝练形成中华民族法律制度、法律思想、法律文化、法律精神的独特标识。
全面系统地对律、令、格、式等成文法源进行收集、整理与分析,对判词、契约、民俗、家规家训、族规族训等司法守法行为规训中的优秀法律文化因子进行挖掘、梳理与拓展,加强对法律文化典籍、文物和历史遗迹的保护和整理,让书写在古籍里、蕴藏在文物中、凝结于遗迹处的优秀法律文化彰显出来、鲜活起来、传承下去。
研究总结中华传统文化之“道统”与古代中国“礼乐政刑”之“治统”的关系,确立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礼法”之治中的重要地位。研究总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引领机制,研究总结中国古代法制的整体架构、核心内容、内在逻辑、实施效果,研究总结其成败与得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阐释、宣传上下功夫,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通结合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化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当代法律理念和先进法律意识。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学古而不泥古,破法而不悖法,“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让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永续源头活水,为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06版)
唐风渡鲸涛 真心鉴真情******
作者:吴为山(中国美术馆馆长)
有史以来,求法传法的中国僧人前赴后继,代代不穷。他们艰难跋涉于漫天黄沙、皑皑雪山,辗转漂流于碧波万顷、惊涛骇浪,用生命和信仰铺就了人类精神和文明交流互鉴的大道。东渡日本传法的唐代高僧鉴真,正是其中的代表。
鉴真像 吴为山/作
一
鉴真俗姓淳于,公元688年出生于江阳(今江苏扬州),14岁时出家,46岁成为一方宗主,持律授戒,名满天下。733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僧慕名来到扬州大明寺,恭请鉴真赴日“为东海之导师”。
鉴真被日本僧人请法的真切意愿感动,慨然应邀,翌年初夏即欲启程,却因行动泄密未能成行。同年,鉴真率众再次举帆东航,惜渡船被风浪袭毁而迫返。其后第三、四次东渡又连遭失败。748年初冬,鉴真第五次东渡,竟被暴风从东海吹到海南岛。返途经过端州时,日本弟子荣睿病故。鉴真哀恸悲切,忧劳过度而致双目失明。眼前世界遁入黑暗,但鉴真不堕其志,传法之心弥笃,以一片精诚感化天地,终于第六次东渡成功,到达了日本九州。此时的鉴真已经66岁。
鉴真将唐代《四分律》和天台教义弘传于日本,为上至天皇下至众僧授戒,奠定了日本佛教的戒律和教法基础。由是起,日本始有正式律学传承。755年2月,鉴真进京(奈良)入东大寺。日本孝谦天皇下诏敕授其“传灯大法师”位,任命他为“大僧都”,统理僧佛事务。759年,鉴真率弟子在奈良建成日本律宗祖庭唐招提寺,后即于该寺设戒坛传律授戒。千余年间,唐招提寺遭遇地震等灾害无数,至今依然屹立,乃日本国宝。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随鉴真赴日人员中,有专擅各行业的才俊。如精于琢玉者、精于雕塑者、精于镌碑者、精于建筑者、精于医药者,精通书画者亦不在少数。他们将唐代最先进的建筑、造像、医药、园艺等技术传入日本,成就了日本天平时代的精神文化屋脊——“天平之甍”。公元763年5月6日,鉴真于日本奈良面西坐化,享年76岁。鉴真圆寂后,中日两国很多官员、僧人、居士、文人都曾作诗称颂,其不朽之功绩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史册书写了灿烂的篇章。
二
2019年,时任日本驻华大使横井裕先生邀请我创作《鉴真像》雕塑,以推动中日文化交流,增进两国友谊。我本人表示,愿意向日本东京都捐赠。此事随即得到了日本驻华大使馆、日本外务省、东京都、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以及东京中国文化中心的关注与支持。2022年3月,我与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女士共同签署了雕塑捐赠协议,确定《鉴真像》于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在东京正式落成。
我曾经创作过不少高僧大德像,如开凿世界艺术之瑰宝云冈石窟的高僧昙曜;在南京雨花台设坛讲经说法而感得天雨赐花的云光法师;乐山大佛的第一代建造发起者海通法师;同样东渡扶桑传法弘道的隐元禅师;才华冠绝却责己綦严的弘一法师;笔墨纸砚因缘度人、慈悲广布的茗山法师、圆霖法师;兴办教育,慈善济世的真禅法师等。
鉴真与他们,既有相同亦有不同。
相同处,他们都是一种精神性存在。鉴真大师的身形,可塑造成一座山、一口钟、一方石,如浑金璞玉,清凉超尘,精严净妙,朴拙中见风骨,以无态备万态。
不同处,鉴真像有独特的个人样貌,也能折射特定的时代风神。先说时代风神。有唐一代,富庶繁华、热情开放、气度雍容、活力四射。城乡内外,宫廷上下,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诗人、舞者、乐师、画家。泱泱中华,处处充满生机动感,以海纳百川的包容姿态透现着蓬勃旺盛的创造精神。如果用一种艺术技法、一种艺术风格来表现唐代,写意无疑是最合适的。因此,我决定用写意的手法与风格表现鉴真身上蕴涵的唐风。但同时,又有一对矛盾摆在了我面前。即:作为一位得道高僧,个人心性的“静”与时代风神的“动”应如何统一?我要做的,是动静有法。
鉴真是律宗大师,从戒律精神入手,最为合适。戒律的本质,不是呆板,而是活泼——让慈悲心活泼,帮助众生身心安乐。戒律,可让人得禅定。红尘泛舟,心在静中。安耐毁誉,八风不动。同为律宗大德的弘一法师曾说:“律己,宜带秋气;律人,须带春风。”鉴真授戒律人,亦如春风。塑其像,“风”可为审美意象,但前提是不能影响整体之“静”。于是,我为鉴真像设计了一个站立船头临海凭风的情境:面对大海风高浪急,大师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如如不动,飘起的宽大袖袍裹挟着浩荡唐风,仿佛海波扬帆,与如山、如钟、如石的岿然身体形成鲜明的对比。
但“风”之于鉴真,绝不仅限于形,更在神!此神,落实在人、在民族、在文化。鉴真是一位地道的中国高僧,长期浸淫于儒家“君子之德风”“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等传统观念氛围,其与佛教体验人间忧苦的菩萨行相结合,使“风”既有现实情境,又有文化濡染,还有佛性真如之映现。此“风”虽动,却源于静,祥和安宁,一派生机,郁郁勃勃。而鉴真渡海的坚忍不拔,实为面对“风”却不改坦然、淡然和释然之境界——思忖向来萧瑟处,是非成败皆为空。这,便是我动静有法的入手处。
再说个人样貌。所幸鉴真大师竟有真实样貌传世!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至今保存着千年之前制作的鉴真坐像。其弟子据师尊坐化后形象,用一种称为“干漆夹苎”的技法制成,而该技法也是由鉴真传至日本。我所创作的鉴真样貌,主要以此坐像为参考依据:高凸的山根下,鼻直而宽厚,与广额通连。慈眉如月,双瞳微闭,神态坚定。
整尊鉴真像,躯体雄健伟岸,衣褶单纯厚重,轮廓简约、劲健、洗练、明确。由上至下,没有丝毫混浊,似水银泻地,若顿悟般爽然决然。由下至上,宛攀山登峰,如恪守戒律,步步艰难却步步明确,通过真如本具的智慧而得大自在。于此,即便采用写意手法、写意风格,却在“写”中有意识地保持了一份定和静,如沧桑粗犷在岁月的风剥雨蚀中散尽火气,心正气和,默契于妙。
三
2022年7月20日上午,我所创作的这尊鉴真像永久立在了东京上野恩赐公园的不忍池畔。像高250cm,黄铜铸就。中国驻日本大使孔铉佑、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女士、日本外务大臣政务官三宅伸吾等中日嘉宾共同为塑像揭幕。
上野公园始建于1873年,是东京的第一座公园。园中湖光山色,随处可见苍松翠柏,江户和明治时代的建筑古迹散落其间。除灵秀的风景外,上野公园之美,更在于厚重的历史人文积淀。东京国立博物馆、国立科学博物馆、东京都美术馆、国立西洋美术馆、东京文化会、上野之森美术馆等最重要的文化艺术场所皆云集于此。在这里,可以看到古今并置,体会历史文化的变迁,享受人间闲逸的美好。待到樱花烂漫时节,鉴真大师的道影将在公园中片片“绯红的轻云”映衬下,向世人讲述中日两国的千载友谊传承。
虽于日本传法十年,鉴真大师却从未亲眼见过日本风景。这一次,他走出寺院禅堂,观照着眼前的无边风月与人伦万象。诚然,在大师的法眼中,滔滔浊浪,禅心云水,本非二相,空色一如。而即便洞明世相因缘,他亦始终对众生抱有深情,对万物心怀悲悯,坚定地引领其同升佛国——恰如“不忍池”之名的殊胜。
不忍池,其名称由来众说纷纭,不一而足。但在东方文化中,不忍二字别有深意。当年,佛陀证道后,正是因不忍众生沉沦,不忍众生受苦,不忍众生无明,不忍放弃才住世传法。当年,鉴真大师心怀不忍,才排除万难,鲸涛千里传梵典,不仅点燃了如来教法的明灯,也点燃了自心的明灯,更点燃了此岸、彼岸、今生、后世无数人的心灵之灯。不忍,即菩提,即仁心,即良知。
七月,正值莲花盛开。不忍池中碧波潋滟,荷叶田田,无数莲花接天映日,香远益清,亭亭净植。莲花是佛教圣物,乃“污”和“净”的统一,喻示出世与入世的并行。在生命怒放的季节,鉴真像立于池畔,背倚莲花净土,面对滚滚红尘。此幕场景,可谓机缘偶合,亦为随缘应化,不正是鉴真大师不耽禅悦清净,以舍我其谁的大无畏勇气跃入尘世而利益众生的象征吗?瞻仰其自若的丰姿,感受其如缕的气息,世人仿佛听闻经诵梵呗、晨钟暮鼓依稀传来,不禁于畋猎恣情的尘寰喧嚣中放缓心驰的脚步。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中国和日本人民曾以信念和智慧架起友谊的桥梁。今天,鉴真大师再次东渡,依然能够隔海相望欣同风。这位两国千年缘分的见证者,沐浴着时代之清风,撒播着和平之新绿,必将再次唤醒性灵淤塞者。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3日 16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